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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知道我在法院干了二十年法警的朋友，在酒桌上酒过三巡后，总是会压低声音，带着一种隐秘的好奇问我同一个问题：“老林，你送走过那么多人，你跟我透个底，到底是挨枪子儿痛苦，还是打针痛苦？
” 每次听到这个问题，我都会放下酒杯，看着他们眼中那种对死亡的好奇。
人们总是习惯用物理上的痛觉来衡量死亡的残酷程度。
在普通人的想象里，枪决是血肉横飞的暴力，是极度的肉体毁灭；
而注射则是像睡着一样，干净、体面、毫无知觉。
他们以为，只要搞清楚了哪种方式在生理上带来的痛感更强，就能解开关于死刑的最大秘密。
我通常不会直接回答他们，因为只有真正站在刑场上，站在离死囚只有不到半米远的地方，听过他们最后的呼吸，闻过他们身上那种属于将死之人的特殊气味，你才会明白，死亡的痛苦，从来都不在子弹穿透颅骨的那一微秒，也不在药液推入静脉的那几分钟。
我刚当法警那会儿，是千禧年初期。
那时候的死刑，还是绝对的枪决。
我接手的第一个死刑犯叫陈建，那年他才二十三岁。
因为在台球厅里跟人起了口角，几瓶啤酒下肚，年轻气盛的他摸出弹簧刀，把一个素不相识的同龄人捅成了重伤，最后抢救无效死亡。
判决书下来的时候，他在法庭上腿软得站不住，是我们两个法警架着他听完的死刑核准。
在看守所的最后一晚，按照惯例，所里会给他加餐。
我记得那天给他端去的是一碗红烧肉和两个白面馒头。
陈建盘腿坐在大板床上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碗冒着热气的肉。
他没动筷子，只是不停地咽唾沫。
我走过去，隔着铁栅栏递给他一根烟。
他伸出双手来接，那双手抖得像是在触电。
他根本夹不住那根烟，烟掉在了地上。
他有些狼狈地捡起来，放进嘴里，我给他点火的时候，看到他的上下牙齿在剧烈地打架，发出咯咯的声音。
“林警官，明天……疼吗？
”他猛吸了一口烟，眼泪混着鼻涕流进了嘴里。
我看着这个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年轻人，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。
我说：“很快的，只是一瞬间的事，你配合点，就不会有感觉。
” 第二天清晨，提审，验明正身。
绑绳是一门技术活，死刑犯的绑法叫做“死囚扣”，绳子要从脖子后面绕过肩膀，紧紧勒住双臂，在背后交叉打结，最后还要留出一截绳头，方便法警在刑场上牵引。
这种绑法极其难受，人的胸腔会被勒得挺起，呼吸急促。
陈建被绑好后，整个人就像是被抽去了骨头，如果不是我们架着，他已经瘫成了一泥。
押解车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颠簸，车厢里安静得可怕，只能听到警报器凄厉的呼啸声和陈建像破风箱一样的喘息声。
到了刑场，那是一片荒凉的河滩。
一下车，早晨的冷风一吹，陈建突然剧烈地呕吐起来，吐出来的全是酸水。
然后一股难闻的尿臊味弥漫开来——他失禁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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